掌握重点：团结出凝聚力，出战斗力，出生产力。在当前形势下，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成为团结的模范，就必须自觉地坚持“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”，打牢团结的思想基础；自觉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，落实团结的制度保证；自觉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，增强团结的原则性。
　　坚持“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”，打牢团结的思想基础
　　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，“团结”就是“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”。可见要实现牢固的团结，首先必须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作思想基础。毛泽东在《为人民服务》中指出：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。”这个“共同的革命目标”，就是推翻“三座大山”，建设新中国，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。有了这样的共同目标，大家才会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用，形成患难与共、生死相依、情同手足、胜似兄弟的亲密关系，从而战胜一个又一个凶恶的敌人和重重困难。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说：“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，我认为，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，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。我们几十年艰苦奋斗，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，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。没有这样的信念，就没有凝聚力。没有这样的信念，就没有一切。”今天，在一些党员中间包括一些领导班子中间出现不团结现象，恰恰就在于某些同志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，只想着个人的小算盘。譬如，有的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到党的队伍中，谁能给自己好处就跟谁“拉关系”、“套近乎”；有的为了个人能得到提拔升迁，对别的同志的工作不是“补台”，而是“拆台”，或者明里“伸援手”，暗中“使绊子”；有的领导干部把个人权威看得很重，在班子内部互争“拍板权”。由于胸无大局，心无群众，整天在个人私利上锱铢必较，怎么可能有坚强持久的团结呢？
　　有的同志认为，现在搞市场经济，利益是把人联系在一起、团结在一起的纽带。实际上，这种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团结是靠不住的。１０００多年前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写的《朋党论》一文，早就讲清了以共同道义求团结则团结存，以追求私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道理。他在文章中写到了两种人：君子与小人。他说：“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”。同道，就是志同道合，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。同利，则是互相利用，结党营私。欧阳修断定，那种建立在个人私利基础上的“团结”是长久不了的。为什么呢？“小人所好者利禄也，所贪者财货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以为朋者，伪也；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害，虽其兄弟亲戚，不能相保。”而君子则不然，他们“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。以之修身，则同道而相益；以之事国，则同心而共济”。显然，只有建立在共同目标和思想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，才经得起各种考验，有恒久的生命力。十六大修改的党章，已经把“三个代表”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。胡锦涛同志指出，“三个代表”的实质，就是“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”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做团结的模范，就要首先成为实践“三个代表”的模范，成为“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”的模范。心中有了这样的大目标，心胸和眼界就会非常开阔，就不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，搞好团结就有牢靠的思想基础。
　　贯彻民主集中制，落实团结的制度保证
　　搞好党的团结，光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还不够，还要有严密的制度做保证。这个制度，就是民主集中制。邓小平同志指出：“我们讲团结，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。”江泽民同志也强调：“每个领导成员都识大体、讲原则，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，坚持民主集中制，按照党的规矩办事，加强团结就有了党性和制度保证。”
　　从了解的情况看，造成一些领导班子闹矛盾、不团结的原因，既有忽视民主的问题，也有轻视集中的倾向。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原则，要求放开、放手、放权，这种情况影响到党内，使一些同志淡化了下级服从上级、个人服从组织的意识，导致各行其是、不要集中的倾向；市场经济强化了物质利益原则，使个人的、小团体的利益观念明显增强，影响到党内，造成一些同志全局观念淡化，出现了个人主义、本位主义、分散主义倾向，致使有的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抱着与己有利的争着说，与己不利的拧着说，与己无关的随便别人怎么说的态度；市场经济强调厂长经理负责制，影响到党内，有些领导干部就把行政身份带入党的会议，导致在党内出现了“家长制”、“一言堂”的倾向；市场经济的效益优先原则，强调办事的高效率、快节奏，影响到党内，一些同志便认为，集体决策耽误事，不如少数人决策来得快，造成领导班子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不民主、讨论不充分的倾向。随着这些错误倾向的滋生，在一些党组织和领导班子内部，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意见上的分歧、思想上的隔膜和感情上的疏远，出现了互不服气甚至相互拆台的不团结现象。
　　为了搞好党内团结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团结，落实好民主集中制，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。一方面，要增强党委“一班人”的民主意识，特别是正副书记，要广开言路，善纳群言，不能把个人摆在其他委员之上，防止把党内的少数服从多数变成委员服从书记。正职要当“班长”不要当“家长”，要“统揽”不要“统管”。副职和其他领导成员作为党委的一员，也要增强参与意识，本着对工作、对班子负责的精神，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。工作中要进一步拓宽民主的渠道，常委的意见要注意倾听，委员的意见也要注意倾听；党内的意见要注意倾听，党外的意见也要注意倾听，要真正做到集思广益。有了广泛的民主，才能有正确的集中，团结才有牢固的基础。另一方面，在搞好民主集中的基础上，也要强调增强每个党员的纪律观念。要教育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全局观念，跳出本位主义的小圈子，站在全局上思考问题，从整体利益出发发表意见，自觉服从党委的集体决议，维护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决议在本单位的贯彻落实。
　　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，增强团结的原则性
　　团结不是一团和气。解决矛盾、消除分歧的最好武器，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，团结——批评——团结，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，经过批评或者斗争，在新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，是增强党内团结的有效方法。在历史上，正是靠了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、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才使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保持了政治的坚定和思想道德的纯洁，为党的团结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许多老同志都记得，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党的生活会开得有声有色的动人情景：同志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热情又尖锐，既不讲情面又让人感到推心置腹，即使争得面红耳赤也心无芥蒂，大家照样亲亲热热，充分享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革命战友的关爱。陈毅元帅“难得是诤友，当面敢批评”的诗句，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。然而，由于 “左”的错误特别是十年“文革”，批评成了整人的“棍子”，自我批评成了授人以柄的“自供”，于是不少同志闻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色变，因此在一些单位导致党的团结丧失了原则性。譬如，有的怕开展批评会弄僵关系，怕得罪人，因而普遍奉行“多栽花，少摘刺，和平相处莫惹事”的好人主义；有的自身不干净，害怕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，所以就你好我好，大家都好，来个官官相护，人人平安；有的即使迫于形势做些自我批评，也是质量差，格调低，你不批评我，我也不批评你，你怎么批评我，我也怎么回敬你，使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；有的批评只谈工作，不进行思想交锋，批评起来避重就轻，隔靴搔痒……如此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怎么能触及灵魂，解决问题？怎么能真正对同志负责？怎么能有经得起时间和风浪考验的坚强团结？江泽民同志说：“现在，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薄弱，有一部分领导班子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，成员之间很少有坦诚的思想交流，该提醒的不提醒，该批评的不批评，该制止的不制止。各级领导班子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带头讲学习、讲政治、讲正气，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及时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。”我们必须按照这个要求，自觉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，认真解决党员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中的各种问题。这样，党组织才能富有生机和活力，搞好团结才有可靠的保证。
　　阅读书目：
　　毛泽东：《全党团结起来，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》、《反对自由主义》
　　周恩来：《增强党的团结，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》
　　邓小平：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》